金融分析师任冠蕾在2009年回国。那时美国经济正在衰退，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正盛。
摄影：Gilles Sabrie

对于王雯雯和任冠蕾来说，感到幸运的理由不止一个。比如此刻，在北京高端场所银泰中心内，她们正坐在位于中心66层的“北京亮”餐厅里惬意畅谈。傍晚的天空异常清澈，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化摩天大楼背后，美丽的夕阳尽收眼底。

其次，她们有梦想，更是有能力的逐梦人。王雯雯（COM’08）和任冠蕾（GRS’07, COM’09）计划合伙创业，办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让自己过上梦想中的优裕生活。

但是，王雯雯和任冠蕾的幸运，更多是时代所赋予的，因为她们所生活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与大多数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她们相信经过一个世纪不屈不挠的奋斗，中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身处这个年代，王雯雯和任冠蕾既感到激动，又觉得荣幸。

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有81%的人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她们的生活与过去的几代中国人截然不同，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也不同。她们肩负独生子女的重任，又坐拥父辈的第一代财富。毫无疑问，她们是全球化的一代。

这两个踌躇满志的创业人，在距离北京近7,000英里的波士顿大学学到了影视制作的专业技能。按照这两个姑娘的设想，她们未来的客户可能来自中国各地，而她们未来的观众，则来自世界各地。所谓国际化发展道路，即到美国留学，在中国创业，然后将产品卖给全世界。这个三级跳，不仅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开创全新生活方式的普遍模式，同时也在改变这条道路上的三个节点：美国大学、中国和世界。

决定 袁海粟（COM’14）谈中国留学生要面临的共同的选择：毕业后留在美国，还是回中国。视频制作：Devin Hahn下载视频

王辉耀是在北京工作的海外留学人员研究专家。他指出，这个趋势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他的研究显示，海归，即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对中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大学中有78%的校长是海归，72%的国家和省级主要科研机构的高级职位由海归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有81%的人是海归，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有54%的人是海归。他指出，百度和搜狐等几个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创办者都是海归，在中国创办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IDG资本的波士顿大学校董熊晓鸽（COM’87，GRS’90）也是海归。

王辉耀是非营利组织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同时还是哈佛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在海外留过学的人带回来的新思想，在文化、社交和政治上对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王辉耀说道，“他们带回来新思路和新技术，也引进了风投等新行业。所有这些都在促进中国的国际化发展，而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

眼下，王雯雯和任冠蕾有着远大的计划，但却没什么资产。她们没有自己的摄影机，就只能租一台；也没有办公室，因为北京各类办公场所的租金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她们所拥有的，就是王辉耀所说的，能让她们迈上通向成功快车道的一系列优势：英语技能、著名大学的专业训练，以及她们的父辈少有的信念——根据梦想来规划自己的职业。

王雯雯目前在《环球时报》担任记者。《环球时报》是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日报，同时发行中文版及英文版。
摄影：Gilles Sabrie

她们白天都有工作，而且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城市都属于好工作。王雯雯在《环球时报》做记者，这份报纸同时出版中文版和英文版。任冠蕾在山西证券与德意志银行合资的中德证券投资银行部做分析师。

大多数日子里，任冠蕾在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一座高层写字楼里上班。出自明星建筑师之手的摩天大楼见缝插针，在仿苏式灰色水泥建筑的居民小区之间拔地而起，相比之下，连北京的主要旅游景点故宫都要相形见绌。这个繁华喧嚣的城市目前有2,000万人口，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增长到2,500万。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人们会很容易认为自己就处在世界的中心。

任冠蕾还记得自己在2009年7月回国时满怀的乐观，那时候美国的金融危机还在不断探底。“那会儿我特别兴奋，”她说道，“觉得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了解中国的资本市场，或许能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我觉得自己赶上了大好时机，工作特别卖力。”

五年后，尽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放缓，结束了保持十年的8%的年增长，但任冠蕾的热情却依然如故，每天的工作也仍旧繁忙。她的很多时间都用于为兼并、收购或招股上市的客户做监管审批所需的尽职调查。人们开始熟悉兼并、收购和招股上市，只是近些年的事，以前这些都被认为是新生事物。事实上，去年一年里，她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出差，调查那些计划上市、收购其他企业或被其他企业收购的公司。她说，那是无比的忙碌，但也无比的兴奋。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她说道，“加班是家常便饭。赶上急活就要连轴转，一点自由时间都没有。”

任冠蕾说，她在北京的业余生活跟在波士顿时很像：看电影，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抽时间去健身房锻炼。但是，也有差别。北京的车太多，堵在路上的时间长得让人发疯，有堵车的功夫还不如步行。另外，空气污染严重，即使手气不错，通过复杂的摇号制度摇到一副车牌，往往还因为限行而不能开车上路。

任冠蕾认为，中美生活最大的不同，可能还是文化差异：按照中国的传统，年轻人要尽量多陪父母在一起，而同在波士顿大学的美国同学就认为这没道理。“美国的生活要简单得多。”她说道。

回国之路

对于赵杰夫来说，看望父母不是问题。他（SMG’11）跟父母住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北京房价太贵。与任冠蕾一样，他也在北京的中央商务区从事金融分析师工作，经常要出差去见客户。他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工作。赵杰夫说，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去找初创企业作为投资对象。用他的话来说，他专做“食品领域”。他很高兴最近投资了一家年轻的企业，这家企业生产有机牛奶。如果不是有投资的支持，这种前途看好的高档产品也许几年前就从北京商店的货架上消失了。

赵杰夫的英语无可挑剔。他解释说，因为父母到美国读研究生，他从小就在美国，读完幼儿园才回国。全家回国后，他上的是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这所学校的前身是美国驻华使馆学校。赵在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求学期间学习的是金融及会计专业，毕业后回国。他说，选择回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当时中国的GDP在迅猛增长。

“那时候，中国的前景一片大好，”他说道，“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三四倍。投资银行业务也很多，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上市，另外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还计划让外国的跨国公司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股份。中国缺乏真正的双语人才，特别是在初级职位上，我觉得自己有很好的机会。”

涟漪遍全球

阎爱民是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也是学院国际MBA项目的教学主管。他表示，拥有像赵杰夫这样的海归是中国的一个优势。阎爱民每年有三个月在中国，经常与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波士顿大学校友见面。据他估计，中国未来十年内需要3,000万到5,000万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他认为，这些管理人员中，有一半将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

“我没有真正去研究过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阎爱民说道，“但是我估计，中国跨国企业驻外的高管中，80%以上应该都在西方受过教育。”他说，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全球性涟漪效应也越来越显著。（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数据，2009年至2012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年增长超过20%，已达到25.2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指出，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已从2001年的6.21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的440亿美元。）

海归研究专家王辉耀认为，无论是按国民生产总值还是按购买力来评估，中国能用30年时间取得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出国留学潮功不可没。他的研究显示，近年来的海归与前辈海归不同，他们往往都会选择归国创业，一般都是创办高科技企业。他说，在北京素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地区，有超过9,800名海归在那里工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高级管理人员王风华认为，早期海归和近期海归还有一个差别。

“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更多是生产层面上的全球化，”王风华（GRS’02）说道，“现在，全球化已经达到思想层面。在思想层面上，海归们带来的影响更为微妙，也更为深远。海归帮助国内的人理解美国，在对全球事件的解读上发挥引导作用，最终对生活的每个方面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乃至在哲学上，都可能是中国的样板。我认为，世界会因此而更加美好。”

Jay Kim现任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运营及技术管理学副教授，自1994年起就在中国主持研究生专题讨论。他说，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的中国学生回国后一般是走两条路。“我认识办小公司的校友，”经常与在华校友见面的Kim说道，“校友办公司一般是在高科技或网站领域，这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他们给北京带来了原来没有的色彩和味道。当这些人足够多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在中国未来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亚文化。”

Kim介绍说，第二条最常走的职业道路是到跨国企业做管理。“中国有许多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发现，他们很难制定清晰明了、具有凝聚力的战略。”他说道：“因为他们缺乏富有经验的中层管理人员。我们的MBA毕业生就是为这些岗位培养的，是理想的人选，中国缺这样的人。”

赵杰夫认为，他给雇主带来了三项重要技能：销售、金融分析以及对中美这两个大国文化的了解。“销售可以在工作当中学，”赵说道，“也可以像我在波士顿大学那样，通过练习来掌握。我对金融分析的理解，部分是归功于波士顿大学，很多是我自学的。我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来自在中国生活、上国际学校和到波士顿大学留学的经历。”

他还认为，自己每天参与的交易对中国社会有积极的贡献，而这对他很重要。“我们的重点是为投资者获取回报，但是我们有多文化和多地区的背景，因此在跨国交易方面就有独特的优势。”赵说道：“比如说中国企业要到海外收购外国的技术，但是缺乏谈判技能。我们就可以帮助它们。中国企业获得了技术，可以用在中国市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赵杰夫与在波士顿大学的同学陆达夫小聚，地点是新光天地六层的一家火锅店。新光天地是北京的一个豪华购物中心，其广告称“荟萃来自全世界的938个品牌”。赵和陆（SMG’11）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能讲没有口音的英语，都在北京上使馆学校，都上了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两人的父母都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劳动多年而耽误了读书。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高校停止招生，国家不再向外国派出留学生。王辉耀认为毛泽东主导的这个运动，使中国丧失了整整一代的经济发展机会，国家倒退几十年。陆提到在农村的短暂生活给他母亲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赵却不这么认为，他家人说的可不是这样。

陆仔细看菜单。菜很贵，但不算离谱。这家餐厅很有名气，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一个西式购物中心内。尽管按照美国的标准，大多数中国人的工资很低（北京是中国收入最高的地方，2012年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8,000美元），但消费力不差。去年中国的“光棍节”、“黑色星期五”和“网购星期一”，淘宝和天猫（中国的亚马逊和eBay）的销售额超过57亿美元，是美国零售商“网购星期一”销售额的两倍半。

陆达夫现居中国杭州，任职于一家总部在美国的手机应用软件开发公司。他的堂兄目前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学习，并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
摄影： Gilles Sabrie

先上的是冰镇啤酒和一盘鸭杂。一边上菜，陆达夫一边介绍起自己刚刚起步的事业。他目前在位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省杭州市生活，在一家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做类似运营总监的工作。这家公司面向iOS和安卓平台开发移动社交应用，其主打产品可允许用户通过数据网络发送文本短信、语音短信、照片、视频、位置、联络信息和其他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产品的研发是受到了微博的启发。微博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沟通工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波士顿大学，中国年轻人都在用。陆知道，微博在中国的市场渗透率与推特在美国的市场渗透率大致相同，在中国的地位无可撼动，但是他认为包括美国在内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或许会喜欢一个功能与短信类似但不收数据通讯费的工具。在王辉耀看来，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级跳：海外留学、回国工作、打入全世界的市场。

陆达夫表示，相对于国有企业垄断的传统行业，例如通讯、金融服务和教育，正在颠覆这些传统行业的互联网企业的数量令他感到振奋。“我希望参与这场颠覆。”他说道：“中国正在从廉价劳动力和制造产能的来源，转变为更为全球化的市场，我希望尽自己所能，去加快这个转变过程，让中国更加高效、更加透明、更加全球化。尽管中国有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但是我看到的是，为了抓住潜在的机会，回国的朋友和熟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行业都有。”

考古学家王晶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璀璨深厚的文化是这个国家的灵魂。
摄影：Gilles Sabrie

尽管如此，他也提到自己有个堂兄弟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学干细胞专业，已经决定在美国找工作，因为美国科研机构的条件比国内好。还有人到美国留学并决定留在美国，因为担心中国的空气污染。一个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年轻人说，她毕业后回到北京，本来计划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但是在呼吸北京的空气一年后，对健康的担心促使她又回到美国，在加州另找了一份工作。

陆达夫认为，在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的学习，帮助他在目前这家全球化企业开展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除了从必修课上学到的基本商业技能以外，与不同志向和文化背景的同学在一起合作，也让我受益匪浅。”他说道：“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的留学生比例相当高。”

拷问中国魂

王晶（CAS’08）口中的收购，并不是她那些校友所从事的企业并购，而是指购买记载了中国8,000年文明史的文物。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中国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搜集资料、阅读、思考以及撰写论文或项目报告。王晶为人乐观开朗，有学者气质。她说自己喜欢做这个领域的工作——她的工作内容包括编写发掘计划、制图和编制文物目录。她认为自己的工作与金融分析师和互联网创业公司一样，对中国的未来都很重要。

例如，王晶说她最近完成了一个长期项目，任务是论证中国是否应该批准《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这涉及在国际水域和海床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

王晶说自己很幸运，她在波士顿大学的硕士论文导师是张光直的博士生。张光直是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也是古代中国考古学的顶尖权威之一。“张光直是我的榜样。”她说道：“我希望能为中国的考古学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能够通过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工作，帮助中国保存自己的文化，因为这是国家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对经济发展也很重要。”

王晶对于祖国的灵魂、几千年深邃而丰富的诗歌、音乐和其他艺术的思索可能超过大多数海归。她白天研究古老文明的智慧，下班回家路上看到的世界则是摩天大楼、街头摊贩、自行车和新开的奔驰专卖店。她说，能在这么长的历史中穿梭，自己是幸福的人。

“北京总是让我觉得，有这么多不同的人、观点和价值观。”她说道：“北京这座城市交织着中国最新锐的问题和最传统的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座城市比城市里的人变得更快。”

熊晓鸽在中国开创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成功之路：虽然对互联网企业的投资让他获利颇丰，但他日常的工作重点其实是在更为软性的市场上，比如出版业和娱乐业。摄影：Adam Dean

北京东城区，在IDG资本六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熊晓鸽在白板上潦草地写下一个数字。

“三亿,”他说道，“美国有三亿人口。”

他又继续写。

“大概四万,”他接着说，“美国有这么多块电影银幕，对吧？”

熊晓鸽（COM’87，GRS’90）顿了顿以示强调，随后举起手中蓝色的记号笔，指着这些数字说：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而到2012年，我们的电影银幕才不过16,000块。”

也就是说，尽管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中国的电影银幕数量仍然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这就意味着机会。

作为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大中华区董事长及IDG资本创始合伙人，同时也是波士顿大学校董，二十多年来，熊晓鸽一直在寻求各种商业机会，其中大多数的模式都是把美国成功的商业经验引进到中国这个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1990年代初期，熊晓鸽开始把一家在美国出版了多年的技术杂志引入中国，出版其中文版。1993年，他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随后的职业生涯里，他开始投资引进各种大牌的消费类杂志、电视节目、电影、效仿美国探戈坞（Tanglewood）模式的高端户外音乐节等等。目前，他最新的计划是将美国百老汇的优秀作品和商业模式引入中国。

最近，熊晓鸽派出了他旗下的一个团队前往纽约，学习百老汇音乐剧的制作经验。
摄影：Adam Dean

熊晓鸽被《中国日报》称为“中国风险投资教父”，他在中国开创了一条宽广但多少有些不同寻常的成功之路。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性智库机构，该中心的主任王辉耀指出，大多数创业的“海归”——即在海外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是将自己在海外留学的所学所得用于创建技术类的公司。而对于熊晓鸽来说，虽然在对许多互联网企业的投资中他都获利颇丰，但他日常的工作重点其实是在更为软性的市场上，比如出版业和娱乐业。

目前，他投资或创办的公司已经出版了超过40种杂志，其中大部分都引进自美国著名品牌，包括Cosmopolitan（《时尚·Cosmopolitan》）、Harper’s Bazaar（《时尚芭莎》）、National Geographic（《华夏地理》）和Men’s Health（《时尚健康男士版》）。他的IDG中国基金则投资了近300家企业，其中包括百度、搜狐、腾讯和搜房网等中国互联网巨头。2012年5月，《中国日报》对熊晓鸽管理的风投基金估值38亿美元，与他1986年刚到波士顿大学大众传播学院时身上带的38美元相比，刚好翻了一亿倍。

与大多数年过50岁的中国人一样，熊晓鸽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对共产主义构成威胁，于是发动了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强迫这些人到农村和工厂去劳动，接受再教育。当时正年轻的熊晓鸽，就在一家工厂做了四年的电工。

“当时每月工资折合6美元。”熊晓鸽说道：“我们的人生因为文化大革命变了样。那时候大家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所以，我们珍惜机会，总是心怀梦想。”

19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力主进行广泛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恢复高考。熊晓鸽跃跃欲试。

“大学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他向《中国日报》表示，“可以上课，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那时候我总觉得，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吗？”

熊晓鸽从湖南大学毕业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新闻专业研究生，并在此期间获得波士顿大学大众传播学院的奖学金。

38美元和一个梦

熊晓鸽说，当年他是揣着38美元和成为中国最好记者的梦想来到波士顿的。他只用八个月就学完了两年的课程，并在1988年进入塔夫茨大学佛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学习。在佛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就读期间，一位教授帮他在Cahners公司谋得实习生职位。Cahners公司从事Variety和Publishers Weekly等行业杂志的出版业务。

“第一天上班，我就帮他们谈成了在中国出版四期《电子导报》（Electronic Business）的业务，”熊晓鸽回忆道：“于是他们就正式录用了我。”

熊晓鸽认为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个方面：发现机会的能力和把握机会的果决。佛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那年要找企业赞助一次宴会，宴请的贵宾是一位中国的商界领袖。他说服Cahners赞助了这次晚宴。在那次宴会上，善于社交的熊晓鸽结识了另一位行业杂志出版人，即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兼董事长帕特里克·麦戈文（Patrick McGovern）。三年后，他建议Cahners在中国出版另一份杂志，但遭到拒绝。于是，他以麦戈文旗下的《网络世界》杂志（Network World）为主题，重新撰写了商业计划书。

“我在Cahners的3年中，每天工作16个小时”，熊晓鸽说道：“学到了大量出版业务的知识。但是，我真正学到的是风险投资和创业。另外，我觉得中国是个机会。”

麦戈文读了熊晓鸽的商业计划书，并邀请他面谈。熊晓鸽回忆说，那次谈了三个小时，很紧张，也很有意思。最终，麦戈文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为熊晓鸽的商业计划投资，熊晓鸽对薪水有什么要求？熊晓鸽告诉他，跟Cahners的薪水一样就可以，每年42,000美元。另外，熊晓鸽还要求直接对麦戈文汇报工作。麦戈文的想法稍稍不同。他给熊晓鸽开的年薪是50,000美元，六个月后看熊晓鸽的本事值多少钱，再重新确定年薪。半年后，两人再次见面。

“当时我说‘帕特，你觉得怎么样？”，熊晓鸽回忆道，“‘你觉得我称职吗？’他回答说：‘晓鸽，你大大地超过了我的期望。’他给我的薪水加了一倍。”

1992年，熊晓鸽又向麦戈文提出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他要在中国创办一个风投基金。“我对风投的知识，都是从做记者时报道风投中学来的，”他说道，“我懂的其实并不多，但是我认识做风投的人，所以就跟 Hambrecht & Quist和Schroder Ventures等风投公司的人请教。”

熊晓鸽用自己的能力说服了麦戈文。麦戈文给了他1,000万美元作为种子资金，上海市政府也给了熊晓鸽1,000万美元资金。

“我从麦戈文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回忆道，“他对什么事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学着找机会，他愿意在我身上下赌注。”

麦戈文赌赢了。熊晓鸽的风投基金对几家互联网初创公司进行了投资，包括百度、腾讯（QQ）、搜狐、携程网和搜房网，这些公司现在都是中国最成功的企业。20年来，熊晓鸽投资的公司已经有70多家实现上市或收购，获得了高额回报。

“1990年代中国非常成功的科技类公司，晓鸽几乎对每家都有投资。”麦戈文说道：“在他的领导下，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的平均投资增值率是800%。晓鸽和他的合伙人目前在中国管理44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不断取得出色的成绩。”

熊晓鸽和麦戈文原先的出版业务以科技和商业类杂志为主，中文出版业务则扩大到消费类杂志。这些消费类杂志在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在中国却风头正劲。2013年9月刊的《时尚·Cosmopolitan》有600多页的编辑内容和广告，《时尚芭莎》则因为页数实在太多，不得不印成两册。熊晓鸽说，美国广告主争先恐后把自己的产品送到越来越富裕、品牌意识越来越强的中国消费者面前，因此《时尚健康（男士版）》和《华夏地理》也十分受欢迎。

“晓鸽壮大了IDG的媒体业务，从1990年的2份出版物，到今天40多家合资杂志、报纸和网站，”麦戈文说道，“这里面包括中国时尚、珠宝、汽车和旅游行业所有顶尖的消费类杂志。另外，晓鸽还通过3000万美元的慈善捐助，在中国三所顶尖高校设立了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院。”

翻遍娱乐业的每块石头

熊晓鸽接下来的计划是投资电影，大量的依据表明这个计划是行得通的。据《纽约时报》报道，到2013年，中国境内电影票房预计会达到3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熊晓鸽的IDG媒体基金已投资了几部电影，其中有去年上映的《21玩过界》。熊晓鸽说美国的电影制作人“非常善于制做电影，但是在捕捉文化方面做得相当差”。他说，中国有许多传统故事，可以并且也应该被拍成电影。

“我认识好莱坞的人，”他说，“培训美国学生在中国做电影，我认为是大有可为的。”

为此，熊晓鸽去年出资设立了一项奖学金，邀请美国电影学会（AFI）选派九个人到中国来进行文化研究，创作故事片电影剧本。“AFI/IDG中国故事奖学金”将授予这些编剧全额奖学金，用以支持他们在美国电影学院第二年的学习，鼓励他们专心完成自己的作品。

熊晓鸽表示，有太多美国人是通过《功夫熊猫》和《花木兰》这样的电影来了解中国文化的。
摄影：Adam Deam

“有太多的美国人是通过电影《功夫熊猫》和《花木兰》来了解中国文化的。”熊晓鸽说道：“但是中国的历史灿烂辉煌，美国人应该看看关于中国的其他类型的电影，那些可以教育美国人、触动美国人心灵的电影。”

三年前，熊晓鸽还发起了“看北京”项目。这个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BNU）与IDG合作，由波士顿大学每年选派八名电影专业学生，利用暑期在北京活动十多天。在北京期间，他们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电影专业的本科生一对一结成对，自选主题，在北京深入大街小巷拍摄纪录短片。

“美国学生负责创意部分，中国学生负责协助制作。”项目协调员张妍（COM’08）表示：“波士顿大学的学生与中国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合作，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项目的收获不仅仅是最后完成的短片，制作这些短片的过程本身也很有意义。”

2006年，熊晓鸽在电视节目《赢在中国》里担任三名主评委之一，成为中国创业者的代言人。《赢在中国》的参赛者在节目中提交各自的商业计划，评委根据计划的可行性选择最终胜者，赢家将获得500万美元的风投资金。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很高，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观众，熊晓鸽在节目上诙谐的讲评则通过这些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看起来，熊晓鸽不把娱乐业的每块石头都翻一遍不罢休。自2010年以来，他的IDG媒体基金一直在考察研究美国马萨诸塞州Lenox市探戈坞音乐节的模式。他们在长城脚下开发了一片户外音乐园区，并在这里组织每年一次的北京长城森林艺术节。在熊晓鸽未来的计划里，这个距离北京市区一小时车程的音乐园区将会被继续扩大，增建室内、室外剧场以及酒店和别墅。

4月份，依照他利用美国经验在中国做生意的模式，熊晓鸽派出IDG媒体基金的一个团队去纽约与倪德伦公司（Nederlander Organization）洽谈合作。该公司旗下有九家百老汇剧院，音乐剧制作能力闻名全球。熊晓鸽表示，他希望能在中国制作出像在百老汇剧院里看到的“那种精彩的音乐剧”。

“中国所拥有的是庞大的市场，”他说道，“而美国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美国有最好的教育体系，有竞争力。我想未来20年，中美两国在社会、文化和经济上，会让世界的面貌发生巨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