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 市场、施压还是连结：用依附论评估中拉关系
2020年秋季全球中国研究第一期研讨会上，Barbara Stallings教授提出了拉美和中国的关系与其和美国的关系有何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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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她最新著作《21世纪的依附关系？中拉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研究，Stallings教授通过依附论给出了一些解答。
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依附论试图解释拉丁美洲发展不足的原因。两种说法由此产生：一种认为外部行为体防止和/或阻碍了该地区的发展，另一种则强调了各国对来自国外的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后一种说法得出的一项建议是拉美国家需要为了现代化和发展开始构建其国内产业，从而在该地区产生了持续了几十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战略—— 一种主张自力更生并通过补贴和对外国商品的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国内产业的经济政策。
然而，正如Stallings教授在演讲中强调的，随着依附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它变得“过于模糊”，无法厘清依赖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或者说依赖与发展不足之间的联系。她建议使用三种因果机制来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市场关系（market，即贸易、投资、金融）、施压（leverage，利用权力——经济和/或政治——来影响结果）和连结（linkage，用于促进占主导地位国家在占主导地位国家的利益的一系列关系）。三者间互不排斥。
那么，这些机制如何适用于美国和拉美的关系呢？传统上，美国在二战后利用这三种手段确立了
其在拉美的主导地位。经济施压是该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一尤为重要的例子，强调许多拉美国家经济管理的不善和失败，使许多国家采纳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或新自由主义模式。
表1：美国和拉美间的依附关系 1950-2000年
来源： Stallings （2020），第24页
随着拉美继续向国际市场和国际影响开放，利用这一框架来理解该地区的依附关系是可以提供一定洞见的，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国家可能对另一个国家产生何种影响。然而，在中拉关系中可以看到，依附关系的传统特征也发生了变化。
Stallings教授表示，中国在与拉美的关系中没有使用政治施压——至少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双边交流中没有。相反，中国主要利用经济施压来获得原材料、产品市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宣传“一个中国”政策。这种经济施压在中国在拉美的迅速增长时期（2003-2013年）被普遍使用，当时与中国的贸易刺激了拉美的经济增长，并通过增加的融资得到加强。
2013年底，中拉贸易额达到2680亿美元，是2000年贸易额的22倍。然而，这仅占拉美贸易总额的13%。拉美与美国和欧盟等其他伙伴的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此外，中国在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只有四个国家：巴西、智利、秘鲁和乌拉圭，且拉美从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工业产品，超过拉美对中国的出口——自然资源和商品。2018年这一贸易逆差超过了3000亿美元。
对拉美国家来说，这些趋势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的依赖。 Stallings 斯教授表示，尽管一些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经济增长，但这些好处并没有抵消“重回20世纪——甚至更早”的担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及暴露于更剧烈的价格波动和经济周期，使得中拉关系亟待改变，特别是在中国投资的“后激增”或放缓时期（2014-2019年）。
贸易之外，中国是否扩大了这一关系呢？投资和金融交流加强了中国与许多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2014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约200亿美元，占拉美接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0%。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多样化，从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转向了农业和金融等其他领域，但中国的投资增长仍在继续放缓。此外，中国投资的波动性、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以及环境和劳工标准和执法不力，也提出了中国在某些拉美国家能够发挥多大的经济影响力这一关键问题。
中国贷款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国在拉美的大部分贷款都贷给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政治盟友、也无法获得私人资本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此外，这些贷款也集中于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表明贷款组合的部门多样性有限，以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为主。
从依附论的角度看，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趋势意味着什么？ Stallings 教授指出，与中国打交道的拉美国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愿意进行闭门交易的国家（“委内瑞拉模式”），另一类是坚持提高交流和谈判透明度的国家（“智利模式”）。因此，根据三种依赖机制框架，第一类国家施压机制更为重要，而第二类国家则是市场和连结占主导地位，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地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增加，中国在该地区的连结进一步扩大。
表2：中国和拉美间的依附关系 2003-2018年
来源： Stallings （2020），第67页
事实上，中国没有像美国过去几十年那样以经济威胁和影响力作为回应，而是增加了金融投资，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对该地区的外交访问次数。中国还发表了第二份中拉关系白皮书，建立了促进中拉关系发展的地区机制（即中国-拉共体论坛）。
然而，挑战仍然存在。虽然中国在与拉美的关系上取得了进展，但它仍然缺乏与美国在该地区同等水平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过多年来，美国一直将注意力从拉美转移，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这为中国留下了机会的窗口。对于美国和拉美国家而言，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如果继续深化和扩大与中国的互动，美国将会、且能够做什么。
“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和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参与邀请表明，发展可能是中国能够在该地区增加施压和连结的一个领域。截至2020年，已有19个拉美国家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有趣的是，该地区一些最重要的经济体——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选择不参与。这再次凸显出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程度。正如 Stallings 教授的讲话以及GDP中心一系列其他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在整个拉美地区，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各不相同。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希望在拉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Stallings 教授强调，中国领导人已经表达了对中拉关系进行“新定位”的愿望，但这将带来什么仍有待观察。
尽管基于依附论理解拉美地区发展的应用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Stallings 教授的研究表明，该理论也许仍然有帮助——特别是在考察过去20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