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产是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一个合乎道义的目标
作者 Ian Ball, Dag Detter, Yannis Manuelides, and Wang Yan
气候可持续性甚至健康生活的衡量指标已广为人知、广为流传。 相似地,使用标准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和预算方法等衡量经济可持续性和债务水平的类似工具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手册中存在了二十余年。此外,IMF的研究表明,政府净资产(Net Worth)(资产总额减负债)较高的国家所经历的衰退一般较为缓和,且在经济衰退后能够更快复苏。
但是,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指导低收入国家借款决策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SA)框架却并未反映出这些认识。该框架旨在平衡这些国家在现在和将来的融资需求与还款能力,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将借款用于投资的国家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状况要强于将债务用于消费支出的国家。仅关注债务(如DSA)而不是资产净值(如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反映不出这种差异,不仅无法准确地衡量债务的可持续性,而且还会产生误导,带来反投资倾向。由于DSA没有将投资贷款区别于消费贷款,低收入国家没有动力对其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换言之,DSA没有考虑到将借贷用于投资,给低收入国家带来了反投资的误导!
在对财政政策与债券市场之间联系的考虑中,重点往往放在债务上。通常,鲜少有人注意解释政府债务的增加如何伴随着政府资产的积累,从而增加政府的净资产的。资产和负债(债务)对决策者而言同样重要。例如,国家/地区层面驱动债券收益率最重要的财政因素是政府的净资产。
当资产负债表的另一端有生产性资产,市场和评级机构便需要以更加建设性的眼光审视公共债务的增加。IMF有关政府资产的数据表明,当政府了解其拥有的资产时,它们才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产,为全体公民谋福利。
全球公共部门资产的总价值约为全球GDP的2倍。这些资产包括桥梁、道路和土地、建筑物、房地产,厂房和设备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银行存款和外汇储备等金融资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如果交由公共财富基金(PWF)进行专业管理,这些资产每年可以额外产生至少相当于GDP的3%的政府收入。
全面的相关数据积累是良好财务管理的前提。现代政府是高度复杂的机构,需要权责发生制会计,以确保明达且可持续的长期决策和管理,以及独立审计,以确保所报告的信息可靠。在大多数国家,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等工具的障碍是可克服的,但依据此类体系得出的信息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始终匮乏。
多年来,许多国家的无作为和缺乏远见的代价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压力和绿色投资需求带来的挑战,预计将迫使(政府)采取激进的行动,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公共资金紧张。鉴于如今许多国家的备选方案可能是长期的紧缩政策,无论从社会福利的道德考量还是经济增长考量的角度,重新考虑政府如何看待公共资产都是正当的目标。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做出这一改变都将是困难的。但是证据清楚地表明:公共财富基金对资产的商业管理能够带来实在的收益。
在危机的时代,需要最高效地使用公共资产——此刻不为,更待何时?
Ian Ball 是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公共财政管理系的教授,也是新西兰多项财政管理改革方案的设计师。 Dag Detter 是 Detter & Co 的负责人,领导了瑞典公共资产投资组合的重组,瑞典也是第一个积极管理公共财富的欧洲国家。 Yannis Manuelides 是 Allen & Overy 主权债务业务的负责人。Wang Yan是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高级学术研究员,同时也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以上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属机构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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