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经济特区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以埃塞俄比亚和越南为例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9年的数据，世界上有超过5000个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大约75%的发展中经济体和几乎所有的转型经济体在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建立了经济特区。虽然各国确立经济特区的方式不同，但它们都被定义为政府通过财政和监管激励措施以及基础设施支持来促进工业活动的特定地理区域。从2014-2018年，全球新增1000个经济特区，并且在未来5年内，各国计划再建立至少507个经济特区。

为什么经济特区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当这种政策被拥有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采纳时，会发生怎样的演化？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新的期刊文章中，Keyi Tang为发展中国家或正处在转型期的国家制定了一个经济特区政策发展的理论框架，并将此框架应用于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的案例中，比较这两国是如何分别向中国大陆和台湾学习制定经济特区发展政策。根据对53个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实地访谈，Tang认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经济特区的这一政策浪潮源于他们不甘落后、想要追赶的愿望，就像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NIEs）一样。

主要发现:

•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竞争压力推动发展中国家通过设立投资者友好型的产业政策来干预工业化。经济特区曾帮助许多东亚国家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化转型，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其极端贫困的类似历史让他们建立经济特区的经验对东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极具吸引力。
• 根据Tang的经济特区政策发展三段论框架，在第一阶段，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的政治精英们在国际竞争加剧和因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经济危机压力下，对他们的保护主义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努力通过开放投资、贸易和市场来刺激经济发展、证明其政权合法性。
• 尽管这两个国家在第一阶段制定了开放经济的总方针，但他们仍缺乏必要的财力和技术来建设工业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因此在经济特区政策发展的第二阶段，来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投资者们为这些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至关重要：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分别由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投资者开发。
  • 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的政治精英们积极向外国投资者学习经济特区发展立法和设立相关行政机构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为在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第一个设立经济特区的投资者，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特区开发商在传授其本土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给后发国家上具有先发优势。
•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塞俄比亚和越南在其各自探索经济特区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经验,演化出迥异的经济特区发展体系，这体现了他们对各自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
  • 埃塞俄比亚实行集中化的经济特区管理，而越南的制度则在总体上采取了去中心化的管理风格
• 总结来说，经济特区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的广泛传播，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后发国家之间政策转移的一个典型案例。
• 在后发国家模仿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通过设立经济特区这样的产业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个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间结成的联盟在转移其经济特区立法和管理的一手经验给后发国家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促进了经济特区政策在后发国家的初步制度化。
• 然而，后发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制度的路径依赖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在经济特区政策实施后期不同的因地制宜方针，而这些不同的经济特区管理方法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其经济特区的表现。

Tang证明了政策转移这一机制在经济特区政策在全球传播中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政策模仿在后发国家工业化中的关键作用。她补充说，未来对经济特区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影响经济特区表现的具体因素，以及像经济特区这样的产业政策是否能促进后发国家的经济结构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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