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为了可持续的未来，各国政府为何必须保护并投资于绿色自然资本

作者：Yan Wang和Yinyin Xu

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三年以来，极端气候灾害频生，将数百万人推向饥饿和贫困的边缘。受到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战争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叠加影响，许多国家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方面的进展出现倒退。

与此同时，这些危机也提供了契机，供人类反思与自然的关系，并回归本质重新思考发展战略。

国家发展至少需要三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本。过去，经济学家重视并强调物质或生产资本的积累，而对人力资本则投资不足，而自然资本则被过度开发。当下，自然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保护地球，各国亟需进行绿色转型。

在发表于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新工作论文中，我们探讨了自然资本、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着重关注发展融资在其中的作用。在本篇工作论文中，我们将绿色转型定义为对国家现有绿色自然资本（GNK）积累和升级的过程，从而提升其韧性价值，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其中，绿色自然资本以世界银行对自然资本的分类为基础，包括土地、森林、渔业和保护区等。我们评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来源的发展融资对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自然资本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我们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呈“倒N型”关系，而绿色自然资本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表明“生物固碳”效应显著。此外，外部发展融资（包括中国提供的发展融资）与收入增长和碳排放降低呈正相关，但对绿色自然资本积累呈负相关。多边发展银行对二氧化碳排放或绿色自然资本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它们可能“没有造成破坏”，但也没有推动可持续发展。

各国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存在巨大差异，所承担的气候风险和损失极不均衡，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主张寻求通过绿色转型实现增长、减贫和可持续性的平衡发展。但哪些行业既可以促进结构性的绿色转型，又不会损害经济增长前景？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绿色自然资本作为分析重点，利用包含96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全新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联立方程模型（SEM）进行分析。

第一，我们的分析结果证实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之间呈“倒N型”关系，即排放在收入水平达到第一个阈值之前下降，接着急剧增长直至第二个阈值，最后再次下降。这一关系利用96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1995年至2018年期间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以验证，如图1所示。

图1：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之间的“倒N型”关系

第二，国家现有绿色自然资本，例如土地、森林、渔业和保护区等的积累和升级，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生物固碳”的作用，这一效应是指生态系统具有储存碳的自然能力。这意味着，除了昂贵的碳捕捉和封存技术之外，绿色自然资本有潜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做出贡献。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通常将绿色自然资本用于发展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制造业等行业，因此绿色自然资本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政府才会开始投资绿色自然资本。

发展融资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其作用在以往关于“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环境EKC）研究中却大多被忽视。在对不同形式的外部融资对绿色自然资本的影响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发现：

• 外部融资与收入增长相关，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双多边贷款均与人均GDP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外国直接投资和双边官方贷款均与碳排放降低相关。
• 外国直接投资和双边官方贷款对绿色自然资本积累有负面影响，侧面印证了一定程度的过度开发，例如森林砍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荒漠化。
• 我们的实证研究不能证实多边贷款对碳减排或绿色自然资本积累具有显著影响，数据表明多边贷款可能对当地环境既没有造成破坏也没有提升。
• 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发展融资与受援国更低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但对其绿色自然资本积累具有负面影响。中国援建的煤炭项目不在少数，但对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也相当可观，这可能是碳排放降低的原因。中国发展融资对绿色自然资本积累具有负面影响在预料之中，这或许是由于部分中国发展项目位于对生态相对更敏感的区域，加之缺乏强制性的环境风险管理政策进行约束。

这些结果表明，绿色自然资本是被双多边发展融资机构忽视的投资领域。投资于森林、土地、渔业和保护区并提升它们的价值，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高人们的收入，进而增进人类福祉。

投资于绿色自然资本需要长期的且由稳固、强制性的环境风险管理框架保障的“耐心资本”，耐心资本可以由双多边发展银行提供，也可以由东道国的财政资源和国家发展银行提供。此类投资的一项优势在于，对绿色自然资本的投资是劳动密集型，可创造就业、促进农村发展和减贫。在实践中，这些投资往往具有明确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能与基于双多边债权人共识建立的生命周期环境管理框架及对应体系完美匹配。

与投资于高度资本密集型、建设耗时长的发电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相比，投资于绿色自然资本的风险更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投资于绿色自然资本而不会产生大量债务，并可将这些投资转化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发展领域。

政府和发展银行可以考虑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例如发放生态服务补贴，与当地社区合作投资农业（耕地）、林业、畜牧业（牧场）、渔业和保护区以及小规模和可负担的形如小型电网、农业生物质等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债务危机迫在眉睫，当此之际，由双多边发展银行提供任何债务减免都不足以帮助债务国实现公平恢复与韧性建设。尽管通过赠款提供更多发展融资或许是发展银行为应对当前债务危机所能做的主要贡献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将有限的发展资源引导至需求最为紧迫的人力资本和绿色自然资本积累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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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yin Xu是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区域科学研究生项目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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