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暑期实地考察：中国新计划生育时代的性别政治

作者：Si Wu

作为最广为人知的国家政策之一，中国的一孩政策影响了数亿中国公民长达几十年。通过这项政策，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了人们能做出的最个人、最私密的决策之一。尽管这并非其初衷，但通过降低生育率、让妇女摆脱传统的生育角色、使中国家庭更关注女性儿童，这项政策重塑了性别规范，并对性别平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政策在2015年的撤销也同样对性别平等产生了重要的潜在影响。

虽然许多学者对全国性政策或法案对妇女经济地位的影响有所研究，但中国一孩政策的终结以及它对男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不同影响仍需进一步的考察。我的研究将探讨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即中国一孩政策的终结，将如何潜在地加剧性别不平等，并对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口变化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有大约5.4亿人口。当时的人口规划和发展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在毛泽东“人多力量大”的理念影响下，中国的人口在三十年后达到了8亿多人。此后，北京的学术界和政界一直就人口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但直到1979年邓小平领导时期，一孩政策才正式成为法律规定。

一孩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这项政策使中国家庭更关注女性儿童。通过降低生育率，政策为妇女提供了显著的社会福利，使她们能够追求在生育责任之外的社会角色。拥有多个孩子的中国家庭通常更倾向于关注男性后代。但在没有兄弟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女儿的家庭现在可以完全地关注女性后代。通过促进妇女在各个专业领域的进步，该政策也间接增强了性别平等。另一方面，该政策的消极影响包括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持久影响，如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例失衡等。

作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在2023年资助的“暑期实地考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前往我的家乡广东省进行了关于一孩政策的实地研究。广东省在中国政治经济中独具特色，这得益于其地理位置以及深圳、珠海和汕头等经济特区。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特殊经济区首次展示了外国投资和出口的可行性，并经常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热门目的地。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调查一孩政策的结束是否会强化中国社会性别规范，尤其是在就业方面。制度结构与中央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男女就业的影响，对性别平等、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我在广东省的初步观察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性别差异明显的社会。妇女，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妇女，在薪酬低、缺乏保险福利和工作条件恶劣的就业领域中（如家政服务、清洁、育儿、老年照料和护理等）占据较高比例。这些工作几乎没有职业发展的空间，也容易受到例如新冠疫情等重大经济冲击的影响。妇女仍然承担着大多数家务，包括做饭、清洁和育儿等责任。相反，男性更有可能担任领导职务或从事薪酬较高的职业，比如计算机科学或信息技术等领域。这些社会性别规范和劳动力市场偏见在中国新计划生育时代仍然存在，并进一步限制了妇女发展可持续和市场化技能的机会。雇主们同时也会认为雇佣妇女存在更多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这些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并受到众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阶级关系、企业类型和地理位置等。

在我的实地研究中，另一个关键任务是研究中国的福利国家建设，特别是官员在调整和实施计划生育措施以及在一孩政策结束后推动性别平等的参与。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将很快被印度超越。随着在2023年首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下降。中国政府正在建立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负责计划生育的全国性群团组织，在每个省都设有分支机构。在市级别，譬如珠海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负责监督当地的计划生育。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方面发挥着作用。

为了提高出生率，广东省的省和市政府逐渐引入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住房政策、税收减免和生殖健康服务。这些激励措施将如何由基层官员执行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并可能取决于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等因素。

一孩政策的结束为国家主导的群团组织（如全国妇女联合会）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下，妇联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该组织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存在增加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然而，研究发现，地方妇联在政治边缘化和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着其系统性的问题。中国最近的有关计划生育和婚姻的法律改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进一步复杂化了该国的性别政治。尽管对妇联的研究结果仍然初步，但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新计划生育时代需要这些组织进行政治改革，以真正推动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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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Wu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也是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2023年暑期实地考察研究员。了解更多关于暑期实地考察研究项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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