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超越债务:公共部门净值作为财政政策的基准
近年来,以公共债务作为财政政策基石的固有思维正受到质疑。多数国家通过明示或暗示的财政规则将债务水平作为政策锚点。然而,发达经济体在近期通胀周期前经历的长期低利率环境,促使学界重新评估公共债务成本及财政政策的深层职能。
近年来,以公共债务作为财政政策基石的固有思维正受到质疑。多数国家通过明示或暗示的财政规则将债务水平作为政策锚点。然而,发达经济体在近期通胀周期前经历的长期低利率环境,促使学界重新评估公共债务成本及财政政策的深层职能。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已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发展融资提供国。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重申将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其广阔的金融市场,并鼓励非方发行熊猫债券。与此同时,中国承诺提供总额达510亿美元的各类融资支持。这项倡议为长期依赖欧洲债券市场高息借贷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使其能够通过中国的债券市场,以相对较低利率获取资金。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需要即时、分阶段注入投资以实现气候与自然保护目标:根据国际气候融资问题高级别专家组的报告,每年需要1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用于气候投资,以及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金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这些数字看似庞大,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由此也引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问题:该以何种方式、何种形式调集资本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关键转型材料的主要供应商,中国则是太阳能和风能制造和组装的重要参与方,因此中国-拉加关系是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关键枢纽,很可能决定着全世界能源目标能否最终实现。2022年8月,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太平洋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召开了美洲发展与环境工作组会议,制定了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议程,以应对转型材料大宗商品繁荣期的挑战。
作为最广为人知的国家政策之一,中国的一孩政策影响了数亿中国公民长达几十年。通过这项政策,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了人们能做出的最个人、最私密的决策之一。尽管这并非其初衷,但通过降低生育率、让妇女摆脱传统的生育角色、使中国家庭更关注女性儿童,这项政策重塑了性别规范,并对性别平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政策在2015年的撤销也同样对性别平等产生了重要的潜在影响。作为“暑期实地考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Si Wu的研究将探讨该全国性的政策变化。
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三年以来,极端气候灾害频生,将数百万人推向饥饿和贫困的边缘。受到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战争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叠加影响,许多国家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方面的进展出现倒退。在发表于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新工作论文中,我们探讨了自然资本、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着重关注发展融资在其中的作用。
自2022年3月以来,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了第二轮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导致这些国家的外汇(FOREX)储备下降,本币贬值,且难以偿还以美元计算的贷款。在2022年10月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表达了对资本外逃及其严重后果的担忧。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研究显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迅速、大幅地实现能源系统朝着可再生能源方向的转型,但需求和落地之间仍有很大差距。我们在《国际发展比较研究》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发展融资机构(DFI)如何在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和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原材料商品需求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在亚马逊河流域国家的投资热潮。在这波“中国热”之后,亚马逊河流域国家的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其中许多措施之后随着商品价格最终下降而放宽。
近三年来,随着新冠疫情及其后续影响的不断作用下,全球经济正面临着多重危机。在赞比亚债务重组中, 媒体持续关注的问题是债权国将会采取那些具体措施。现今似乎存在着两种方式:巴黎俱乐部成员国更倾向于债务减免或“削发”(部分债务豁免),而中国近年来似乎一直在使用债务降息和展期(延长还款期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