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IEO

研究速递|艰巨的改革任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十七次份额检查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的提升

份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金与治理结构的基石。份额不仅是支撑国际基金组织贷款和运营的主要资金来源,更直接影响了各成员国的贷款额度、特别提款权(SDR)分配以及投票权。 今年,在第十七次份额总检查(GQR)即将启动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临一项关键抉择。如果不增加当前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恐难落实防范和化解国际收支危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使命。然而,继续沿用2008年(第十四次份额总检查期间)由主要股东国及全体成员国达成的份额公式,在当前形势下已不具备政治可行性。 随着第十七次份额总检查临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面临着双重难题:如何在扩充危机应对资金能力的同时推进治理改革,以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由 Maia Colodenco、Florencia Asef Horno 和 Marina Zucker-Marques 撰写的最新报告探讨了如何在第十七次份额总检查中推进改革,以更好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同时提升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报告就此对比探究了几种不同方案。 第一,作者评估了具有“政治可行性”的份额调整方案,研究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份额公式和推行份额改革的更优解。第二,他们分析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包括通过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投票权,恢复其原有占比。第三,他们探究了其他可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措施,以增强合法性,扩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话语权,并对可能因份额调整遭受损失的国家予以补偿。 本报告指出,为确保在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代表性的同时,以具备政治可行性的方式推进改革,对现行份额公式进行调整十分必要。 主要发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公式中的变量选择(及其权重)导致发达经济体的份额分配被高估。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公式基于市场汇率(MER)而非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被进一步低估。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用的“开放度”变量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重复计算,导致结果更有利于发达经济体。 通常情况下,份额公式适用于份额增资的分配,而非重新调整现有份额,但若严格按照现行份额公式重新分配全部份额: 美国的投票权将降低至99%,从而失去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权。尽管有合理观点认为,国际组织不应被单一国家主导,但这一方案在当前谈判局势下并无可行性; 中国的投票权将提高两倍多,从08%提高至13.84%,几乎超过美国。为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新的份额分配至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不断提高的经济地位,但在当前形势下,大幅提升中国的份额同样缺乏政治可行性;以及 低收入国家的份额将不增反减。亚洲和欧洲以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地区的投票权可能被进一步削弱,尤其是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 通过增加基本投票权,修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份额公式的失衡问题,尽管可以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益,但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同样不具备政治可行性。 政策建议: 为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简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公式,为未来调整提供更加清晰的依据。 在调整份额公式的基础上建立配套机制,为份额受损的最贫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补偿。 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投票权,助力缓解投票权分配失衡问题,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更民主的治理结构转型。 仅通过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投票权无法解决中国的份额不匹配问题;必须结合份额调整措施——通过采用新的份额公式或特别增资机制,提升中国的份额比例。 推动更广泛的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执董会的代表性、改革领导层选拔机制、考虑份额不同功能分离机制以及借助多边平台凝聚改革共识。 总之,作者认为如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坚定推进改革,以维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日益提升的经济地位,不但会有损其作为国际组织的合法性,而且将更难以应对全球金融挑战带来的考验。第十七次份额总检查既是寻求改革突破的重要机遇,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调整份额、改进治理结构的必要行动,为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适应迅速演变的全球经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速递|中国技术创新融资: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实现新发展型金融国策

最新工作论文探讨了中国在创新政策融资方面的指导经济模式,为有关去风险化国家、新发展主义替代方案以及经济国策的讨论做出贡献。论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专门用于资助产业政策中以创新为核心部分的国有非银行金融渠道——政府引导基金,探索了相比于欧洲去风险化国家或像韩国等自由发展型国家所采用的政府风投工具,政府引导基金的独特之处。

研究速递|超越债务:公共部门净值作为财政政策的基准

近年来,以公共债务作为财政政策基石的固有思维正受到质疑。多数国家通过明示或暗示的财政规则将债务水平作为政策锚点。然而,发达经济体在近期通胀周期前经历的长期低利率环境,促使学界重新评估公共债务成本及财政政策的深层职能。

研究速递|发展融资视阈下熊猫债券的潜在作用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已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发展融资提供国。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重申将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其广阔的金融市场,并鼓励非方发行熊猫债券。与此同时,中国承诺提供总额达510亿美元的各类融资支持。这项倡议为长期依赖欧洲债券市场高息借贷的非洲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使其能够通过中国的债券市场,以相对较低利率获取资金。

研究速递|在债务和发展问题上同时采取行动,以免代价过高和为时已晚

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必须实现共同的气候和发展目标,以避免因不作为而付出承重代价。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有26个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违约,而新的学术研究预测,如果各国调动实现气候和发展目标所需的投资水平,该数字将翻倍。发展和债务危机正在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几十年的时间,不仅减缓了世界经济增长,而且阻碍了将产生全球影响的关键气候行动。

研究速递|中国在非洲的债权人多元化:中国商业债权人进行基础设施债务融资的影响与挑战

中国海外贷款因其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而备受关注,但因其对主权债务的影响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然而,海外融资所涉及的机构和工具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迄今为止融资一直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主导,但随着各种商业债权人参与度的不断提升,融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

研究速递|新开发银行的演变历程

2015年7月,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其前身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自此,新开发银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里程碑,每一项成果都为精心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自新开发银行成立近十年以来以及Jim O’Neill首次提出“金砖国家”这一概念二十多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主导的新开发银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

研究速递|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基础设施项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活动的影响

在全球南部经济复苏乏力且不平衡的情况下,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似乎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地区,基础设施供给被视为“不可错过的发展动力”。除制度原因外,有形基础设施在促进市场一体化和助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陷阱方面至关重要。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区域发展目标往往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相关联,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福利。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和建设方。中国的投资项目是否直接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当地的经济活动?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又是否产生了跨越区域边界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速递|火电退役:资产管理公司在燃煤电厂提早退役中的作用

2023年召开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开始走向终结,大会强调,要通过大幅减排和财政大力支持,确保能源转型迅速且公平,并将此列为优先事项。但是,燃煤电厂转型涉及诸多问题需解决,如获取政治支持、与运营方合作、规划并确定转型优先级、确保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实现公平转型、重新规划电力供给和电网传输、解决法律和制度相关问题、确保气候和社会结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