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央行货币互换已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GFSN）的关键组成部分。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支持陷入财务困境国家的机制和安排。这些互换通过中央银行间的信用额度，目的是在动荡时期提供流动性以稳定市场，具有两个主要优势：立即且大量的资金发放、无附加条件。然而，互换的准入在各国之间分布并不均匀。在最新工作论文中，Thomas Goda、Laurissa Mühlich 和 Marina Zucker-Marques 通过分析一个涵盖194个国家、时间跨度从2007年至2022年的全面新互换数据集，调查了互换准入的决定因素。
许多国家政府承诺不再在国内外新建燃煤电厂，然而通过使煤电机组提前永久性退役，才能实现最大的减排效果。尽管已有许多开发性金融机构（DFIs）承诺不再向新的燃煤发电提供公共融资，然而，现有燃煤电厂的脱碳仍未得到足够重视。鉴于其优先发展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特殊职责，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诸如提前淘汰燃煤电厂等举措中发挥着独特的关键作用。此外，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优惠融资、承担高风险，完全有能力在逐步减少燃煤发电方面作出贡献。
由 Rebecca Ray 和 B. Alexander Simmons 撰写的新报告研究了108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调集外国资本的能力，并将这些与2030年的环境投资需求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正在发生的债务和发展危机严重阻碍了91个国家满足其必要的环境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将于2023年12月完成其《协定条款》所规定的第16次份额总检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制度至关重要，决定着成员国的出资规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分配、可获得融资的限额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储备资产。由 William N. Kring、Haihong Gao 撰写的新报告介绍了由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研讨会上总结出的主要经验。
随着发展中国家债务状况不断恶化，正在进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内的债务减免谈判不如预期。在诸多延缓债务谈判的问题之中（如国内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信息共享和债务承受能力），多边开发银行（MDBs）是否应参与债务减免尤其引发争议。由《促进绿色普惠性复苏的债务减免（DRGR）》项目发布的新报告阐明了多边开发银行应参与债务减免的原因，估算出了其应当承担的负担，并探讨了保持多边开发银行高信用等级的政策方案。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宣布，当前世界正处于关键时期，“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否则时不再来”。在本十年内，为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各国必须投入必要的资金。如果必要资金未能到位，世界将遭受严重后果，包括人员伤亡、生态和经济损失。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和两大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为世界各地的发电厂提供资金。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更新的2022年中国全球电力（China’s Global Power, CGP）数据库，揭示了全球推动脱碳背景下，对中国海外电力状况的新见解。
新冠疫情封控对能源行业造成冲击，其影响凸显于电力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从电力公共事业部门层面到地方、区域层面，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发展。鉴于这些制约因素，在债务困境时期，该如何为南共体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融资？
随着近期对煤电项目的公共融资的结束，许多多边开发银行正在努力将其融资活动从其他化石燃料项目，包括天然气项目中转移出去。但在历史上，随着多边开发银行放弃某些类型的能源项目，中国却成为这些项目全球最大的公共融资国，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已成为海外水电和煤炭开发的最后贷方。
中国领导层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生态环境部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旨在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追踪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数据对于了解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程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