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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速递｜在债务和发展问题上同时采取行动，以免代价过高和为时已晚

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必须实现共同的气候和发展目标，以避免因不作为而付出承重代价。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有26个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违约，而新的学术研究预测，如果各国调动实现气候和发展目标所需的投资水平，该数字将翻倍。发展和债务危机正在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几十年的时间，不仅减缓了世界经济增长，而且阻碍了将产生全球影响的关键气候行动。

研究速递｜煤炭资本利用：提前退役中国资助燃煤电厂

中国并不是全球唯一一个向新燃煤发电项目提供公共融资的国家。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发展融资机构在委托和融资目前仍运营的海外燃煤发电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电厂总装机容量超过39GW，且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新的工作论文分析指出，在此些地区的中国融资使得目前仍运营的燃煤发电厂占比相当大，同时电力市场受到高度监管，电力需求也迅速增长。

研究速递｜重思发展融资机构在实现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研究显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迅速、大幅地实现能源系统朝着可再生能源方向的转型，但需求和落地之间仍有很大差距。我们在《国际发展比较研究》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发展融资机构（DFI）如何在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中发挥主导作用。

研究速递｜了解中国海外电力：2022年更新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和两大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为世界各地的发电厂提供资金。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更新的2022年中国全球电力（China’s Global Power, CGP）数据库，揭示了全球推动脱碳背景下，对中国海外电力状况的新见解。

研究速递｜非常态还是新常态？中国海外能源融资趋势

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海外能源融资（CGEF）数据库（2022年更新）显示，中国最活跃的两个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HEXIM）2021年并未提供新的海外能源开发性融资。这是自21世纪初以来记录显示中国首年未提供海外能源开发性融资。

研究速递｜中国的全球能源力量：中国电力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估计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填补了当地电力部门的财政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因为单靠国家投资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中国曾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政府后来取消了监管障碍，调整了上网电价结构，放开的同时吸引私人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现在既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第二大来源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拥有多样化的电力项目投资组合。 在一篇新的期刊文章中，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Zhongshu Li、GDP中心主任Kevin P. Gallagh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enise Mauzerall分析了中国海外电力投资在全球的空间和技术分布，并就中国燃煤电厂与非中国实体持有的电厂的污染强度进行了对比。截至2017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共投资了总计约1150亿美元的电力资产、总电站容量达81吉瓦。中国的投资主要存在于新兴经济体，以煤炭、天然气和水电为主。 主要发现： 中国企业的海外电力资产总计约1150亿美元, 总电站容量达81吉瓦，其中归中国公司所有的电站容量合59 吉瓦。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在海外电厂的加权平均持股比例约为73%。 虽然中国国内的电力结构，按容量计算，目前以煤炭为主（58%），但中国的海外投资组合十分多样化，与世界平均水平相似。中国的电力投资遍布全球，但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中国绝大部分投资用于煤炭（24.5吉瓦）、天然气（20.5吉瓦）和水电（18.1吉瓦），而风能（7.2吉瓦）和太阳能（3.1吉瓦）的份额则相对较小，但有上升潜力。 中国在海外对所有主要类型的发电资产都有投资，当地资源的可利用性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偏好，尤其是水电和煤电。 在新的绿地投资中，数据显示大部分中资电站采用的是超临界技术，比特定东道国通常使用的技术更高效。在并购方面，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司的绝大部分燃煤并购都是亚临界的，并且往往比中国的同行拥有更少的空气污染控制技术。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为中国在全球电力市场的海外投资估计提供了技术和空间信息。中国从2003年开始投资海外电力项目，此后投资步伐不断加快。除对中国对外投资进行估计之外，研究者还建议考虑建立一套新的核算制度来跟踪此类投资，按发电厂外国投资的国籍统计碳排放。这将使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更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的碳足迹。反过来，这也将有助于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其二氧化碳排放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