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英语的时候，我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能听懂别人说什么。”—— 赵乾坤
摄影：Cydney Scott

秋高气爽的九月，波士顿大学蔡氏表演艺术中心宽阔的台阶上，一大群衣着休闲的学生拾级而上，来参加中秋联欢会。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人过中秋节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联欢会的工作人员正向学生们派发纯中文的节目单，并用印章在他们的手上印一个笑脸。拥有515个座位的礼堂很快就坐满了。第一个节目开始了。一束聚光灯打在一位正在弹奏三角钢琴的女子身上；另一束聚光灯下，一位演员正在弹奏中国传统乐器古筝。在舞台右侧，第三束聚光灯下，一位女子正在缓慢而从容地做着插花。

“讲英语的时候，我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能听懂别人说什么。”—— 赵乾坤
摄影：Cydney Scott

联欢会节目丰富，有相声、音乐、包括中国民族舞及街舞在内的各类舞蹈，以及刚劲十足的武术表演。王李越（CAS’16）在功夫表演中，把双截棍耍得令人眼花缭乱。此外，他还深情演绎了一首美国歌曲。面对身着粉色晚礼服的女友卢怡静（SHA’15，SMG’15），王李越用英文演唱了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晚会以吉他二重奏演奏 Bruno Mars的名曲《Marry You（娶你）》而收尾。最后一幕完全可以出现在元旦前夜时代广场的超大电视屏幕上：舞台上，一个学生在手捧花束的年轻女子面前下跪求婚。求婚成功，观众欢呼叫好。

在蔡氏表演艺术中心举办这场中秋联欢会，是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大学生活的一个缩影。这场联欢会是地球东西方文化瑰宝的荟萃。类似古筝这样的乐器，带着来自上海、北京和深圳的传统文化的烙印。有些节目则体现了完全现代的、典型的美国文化元素。而类似模拟求婚这样的恶搞环节，则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生群体中广泛流行。归根结底，联欢会最重要的是开心。

中国留学生是波士顿大学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在查尔斯河校园里，他们凭借各自不同的技能和成就探索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在入学时，他们各自的背景和基础就有所不同。王李越入学时有巨大的优势：他在美国读了两年高中，英语突飞猛进。他发挥与生俱来的魅力和运动才华，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广交朋友。而其他人，例如赵乾坤（CAS’17），还需要补习英语，才能正式开始在波士顿大学的学习。

波士顿大学欢迎中国留学生，并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推出了升级版全套服务，其中许多项服务对美国高校而言还是新生事物。校方开设了英语提高班、写作班、短训班和各种课程，向中国留学生介绍他们可能不熟悉的文化习俗。此外，校方还配备专人，为他们讲解复杂得令人头晕的美国出入境管理制度。波士顿大学膳食服务部已经在菜单中增加了中餐菜品，学生健康服务部的行为医学科则正在研究为亚裔学生提供服务的最佳方式。今年2月，波士顿大学的学术事务主管、教务长Jean Morrison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国际学生对波士顿大学的满意度，并敦促他们在今年6月2日前对校方提出改善建议。

国际交流方兴未艾，美国高校也受益良多。美国各地高校纷纷增加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服务，而留学生也为高校带来丰厚的收入。据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协会和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估计，三分之二的留学生向校方支付全额学费，每年大约为美国经济贡献240亿美元。这些留美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印度、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加拿大。

此外，留学生还为美国高校输入了新的文化和政治观点，从而丰富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验。过去这几年，留学生的到来，使查尔斯河校园不再像是大多数波士顿大学生从小到大生活的城镇的一隅，而更像是他们发展事业的世界大舞台。

葛灵修是来自南京的新生，她和Alyssa Crippen在今年秋季工学院的普通化学课上结识。第一堂实验课上，听到要自由组合、两人一组做实验时，全班大多数人都尴尬地不知所措，葛灵修（ENG’17）却与众不同。“她直接走过来跟我说‘我们两人一组行不行？’”Crippen就读于地球物理与行星科学专业，来自纽约州罗马市。她（CAS’15) 说道：“我觉得她很自信，挺不简单的，就回答说‘好，挺好’。罗马市有30,000人口，比波士顿大学的学生总数还要少，基本都是意大利后裔。当初我想，上大学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了解其他文化。”

在实验课上，Crippen告诉葛灵修她春季学期要到新西兰去留学。然后呢？可能去中国。她一直想去中国。“她(葛灵修)说‘一定要去南京！’”Crippen说道。南京这个有着六百多万人口的中国东部城市，现在已经被列为Crippen的留学候选目的地了。

葛灵修的英语已经说得相当熟练。她的母语是中文，跟中国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喜欢讲中文。Crippen不会讲中文，但这不要紧。在实验室里，她们的共同语言就是科学。她俩都很钟情于科学探索的过程。“我的实验搭档各方面都很优秀，”葛灵修说道，“她教了我很多东西。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很怀念那段做实验的时光。”

虽然波士顿大学不断增加针对留学生群体的服务，中国留学生依然觉得自己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从掌握语言、适应饮食到结交美国朋友，对某些中国留学生来说，在波士顿的四年是一段恼人的社交历险。许多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了解，似乎远远超过对美国人的了解。

具备上课能力

“大家是不是宁愿讲词汇？”，高级讲师Shelley Fishman问她的几十个学生。班上除了两个人，其他都是中国留学生。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否定了Shelley讲词汇的想法。学生们要求讨论他们手头的阅读作业，即马克·萨尔兹曼记录自己在中国当英语教师经历的文章《铁与丝》（Iron and Silk）。

结交朋友 欧阳晨曦（CAS’14, COM’14）和郝爽（COM‘16）谈与美国学生交朋友的困难。
视频制作：Devin Hahn下载视频

从今年八月份开始，波士顿大学的许多中国新生被要求在正式入学前参加英语语言与入学教育班（CELOP），接受英语培训。对于托福成绩没有达到最低要求的留学生，波士顿大学可以有条件地录取，希望CELOP能帮助这些学生提高口语及听力，从而使他们具备上课的能力。托福是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检定非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的中文简称，中国留学生说起“托福”这个词，像对自己的名字一样熟悉。

“美国学生很喜欢赞扬别人。他们喜欢说‘你的鞋子真漂亮’、‘你的发型真好看’，而我们不这么说。这听上去很假…… 如果一个美国人对我说这个，我该怎么回答？”—— 郝爽
摄影：Cydney Scott

一个月后，赵乾坤坐在乔治·谢尔曼学生活动中心（George Sherman Union）的时候，还能想起CELOP班老师的体贴，但是她承认班上同胞的人数令她略感窘迫。“全班都是中国人……太让人尴尬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想：‘我比她强，还是她比我好？’”赵乾坤的英语很容易懂，尽管偶尔要努力想一想用什么单词合适。“讲英语的时候，我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她说道，“但是我能听懂别人说什么。”

这方面的不适，并不妨碍赵乾坤顺利上完第一个星期的课。但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令她惊讶。她说，中国的老师就是让她把事实记住，但是在美国，看重的是事实后面的概念。“我们花半个小时讨论为什么一乘五等于五。”

赵乾坤说，刚来的时候她曾主动结交美国朋友，但那段经历令她很失望。她不认为那是语言障碍造成的。“接受不同的文化需要勇气，人们往往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是正常现象。”她说道：“我们长的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她很庆幸，自己是住Myles Standish宿舍楼的单人间，因为已经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曾告诫过她，如果硬要跟美国室友走近，可能会不太自在。可是一想起在波士顿大学社交生活上遇到的尴尬，泪水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涌入她眼中。

然而，她并不后悔选择这所学校。“我觉得，总算找对了地方，”她说道，“在这里工作和学习，我有动力。”

美国式学习方式 孙天烽（SMG’14）和郝爽（COM’16）谈如何适应美国式教育，以及他们为何害怕参与小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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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天烽(SMG’14)来说，令人尴尬的英语陷阱是从番茄酱开始的。孙天烽回忆道，那会儿刚入学，跟新结识的美国朋友一起去吃麦当劳。“美国朋友都要ketchup sauce，”他说道，“ketchup sauce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叫tomato sauce才对。第一年过得真难，特别是跟美国学生的交流。”

王李越的一身好功夫为他在武术协会中赢得了高人气，也因此让他结识了很多朋友。
摄影：Robin Mas

上管理学院的课，小组项目是司空见惯的。孙天烽在做小组项目时，为了让队友听懂自己的意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回想上《管理系统学》的情景，他说道：“有时候，听不懂美国同学说的一些单词，或自己知道想说什么，但就是不会用英语来表达。”孙天烽说，英语的某些语言形式在中文里是没有的，例如从句和各种时态的动词变形，更不要让人一头雾水的的俚语了。

许多中国留学生都知道这个问题，波士顿大学大众传播学院新闻学副教授Chris Daly也正在试图解决它。

“你在中国可能英语成绩优异，但是要在人行道上拦住一个美国人说，‘抱歉，能采访一下您吗？’，可能还是发怵。”主持外国留学研究生讨论班的Daly说道。Daly的讨论班是为了提高留学生的英语技能而成立的，主要是对这些未来的记者们讲授今后要报道的美国专题——从万圣节到职棒大联盟世界大赛。他的学生大都是中国留学生，他们通过研究其他班同学批改后的作业和精读报刊消息来提高英语水平。

入乡随俗——适应饮食 中国学生谈“每逢吃饭倍思亲”，以及为什么“熊猫快餐”不是正宗的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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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大学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ISSO）主任Jeanne Kelley表示，波士顿大学各学院对学生都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 SMG（管理学院）和艺术与科学学院目前已开设与上述的讨论班类似的课程。与此同时，ISSO还与学校其他部门合作，针对如何适应美国教育和文化，开设新生短训班。

中国留学生自己也在积极开展互助。例如，前面提到的在蔡氏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的联欢会，就是由波士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举办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一个提供多项服务的学生组织，每年夏季都会在中国新生到校之前与新生联系，安排接机，并开展有关文化和签证等实际问题的新生讲座。

谈到克服自己的语言障碍，孙天烽采取的方式可以用一句美式流行语来概括：chill（淡定）。“与美国朋友或本地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尴尬的事情或文化冲击，顺其自然就可以了，不要认为是什么大事情或严重问题。顺其自然，人们会理解的。”

卢怡静说上海永远是她的家。她毕业后理想的工作单位是预计在2015年底开业的上海迪斯尼度假区及上海迪斯尼乐园。
摄影：Robin Mas

电影学专业的郝爽（COM’16）有一帮要好的中国朋友。事实上，郝爽说她的朋友大多是中国人或亚洲人，主要是因为她认为美国人与她的“逻辑不同”。她觉得，美国人的行为习惯有时令人吃惊，会让人不舒服。

“美国学生很喜欢赞扬别人，” 郝爽说道，“他们喜欢说‘哇，你鞋子真漂亮’‘你发型真好看’。但是，我们不这样说话，听起来好假。我不知道，如果美国人这么对我说，应该怎么回应？跟中国学生或亚洲学生聊天，我知道对方希望我怎么回话。”

还有的学生发现，语言不是唯一的挑战。学期过了一半，赵乾坤依然因为她所说的美国人不愿意交朋友而感到沮丧。“你主动跟美国人打招呼，美国人也回一声‘你好’，很友好。但是要进一步交往，比如一起出去玩……根本不可能。”她说，惟一例外的是，有个ABC学生（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在Facebook上与她成为了朋友，请她教中文。

赵乾坤说，虽然对波士顿大学的新鲜感已经消退，但自己依然不想家，只是偶尔感到有压力，主要是因为对陌生的独立学习方式感到力不从心。在中国读高中的时候，是老师“追着你学——‘这个要做’，‘那个要做’，‘做了没有？’”而在波士顿大学，学习任务由学生自己掌握，成绩则取决于贯穿整个学期的、令人应接不暇的测验。

甚至有一次，写作教研组讲师Olga Drepanos在她上写作课时，像妈妈一样双手扶住她的肩膀，和蔼地对她说：“放松些好吗？”

Drepanos的课是为了提高外国留学生（实际上全是中国学生）的英语语法和写作能力。采访当天，他们在学习林肯总统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的修辞手法的应用（“With malice toward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对局外人来说，使用这种散文为素材，向以英语为外语的学生传授写作技巧，似乎有点奇怪，但Drepanos认为这很合适。留学生们能被波士顿大学录取，就说明“他们的英语绝对高出基础水平。我们必须让他们达到正常水准，从而可以撰写历史课或其他课的论文，那些课的教授是不会手把手教他们的。”

她说，尽管波士顿大学想方设法地帮助留学生为上课做好准备，有些留学生的英语水平依然需要提高。教授们的意见促使Daly在十五年前设计了自己这门课，然而即使在今天，他说留学生的英语水平依然“让很多教授头疼”。

来自家乡美食的慰藉

11月初的一个星期三晚上，一群客人来到袁海粟位于Babcock街的公寓，专程品尝正宗川菜。袁海粟（CAS’14，COM’14）是大四学生，来自重庆，他妈妈偶尔会给他寄调味品来。今天晚上，他用这些调味品做了一桌菜，光是辣味就呛得客人们直咳嗽。他做的菜包括土豆烧排骨、芹菜蘑菇炒牛肉和鱼丸，菜里全是辣椒、辣椒酱或两样都有。袁海粟喜欢吃辣。他说，自己从波士顿大学安逸的宿舍搬到外面来住，能自己做辣菜是原因之一。

不一样的新闻学 研究生赵玮雯（COM’15）和晏雨婷（COM’15）谈接受美国式新闻教育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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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纷纷搬到校外住，人数众多，让宿舍与膳食执行主管Marc Robillard觉得，波士顿大学是否应该采取措施，缓解中国留学生搬到校外住的趋势。Robillard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说75%的美国学生和非中国籍留学生会在大学二年级时搬回学校住，但中国留学生的返校比例不到一半。

通过对100名中国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波士顿大学膳食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食堂菜单上的中餐选择略少是导致中国学生搬到校外住的一个原因。因此，今年波士顿大学的食堂菜单上新增了15道中餐菜品，其中包括辣子鸡丁、竹笋肉丝和麻婆豆腐等经典菜式。食堂还改变了他们对亚洲菜品的制作方式，更多的运用蒸、煮、炖等烹饪手法来制作中餐。

袁海粟是波士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这天的晚餐，他请来了三位中国客人，其中包括他的室友。他们四人用茶杯代替酒杯，举杯开吃。袁海粟说，他和朋友们不讨厌啤酒和葡萄酒，他还坚持认为，说中国留学生不喝酒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他说，许多中国留学生的确不喜欢一大群人凑在一起喝啤酒。

“那是美国人干的事，”他说道，“如果我在那种场合，会不知所措。”

袁海粟与所有中国留学生一样，最终也要在回国还是留在美国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取决于许多因素：找工作的情况、签证情况以及深刻的文化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读书要造福社会，对中国留学生而言，就是造福中国社会。

当然，许多留学生还是会回国。王辉耀是非营利组织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和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王辉耀估计，中国留学生的回国率大约为40%。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认为，以往海归回国比例接近30%，不过崔大伟指出自2008年中国政府启动“千人计划”以来，海归回国比例提高了。中国政府通过“千人计划”的方式，对学术及科研机构投资，以吸引“海归”。

为ketchup的意思而纠结的孙天烽，来自东海之滨的温州市，四年前来美国留学。他计划明年春季毕业后到新加坡去工作。他有个朋友在新加坡开了一家室内设计公司，能用到美国大学传授的商业技能。卢怡静则表示，上海永远是家。她已经瞄准了毕业后理想的工作单位——上海迪斯尼度假区及上海迪斯尼乐园。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迪斯尼度假区，预计在2015年底开业。“我非常想去那里工作。”卢怡静说道。

她的男朋友王李越是经济学专业的，也是上海人，他表示毕业后想在美国工作几年。“然后，”他说道，“我会回上海。我家在上海，我必须要回去。”

苏妮娅（COM’15）对本文亦有贡献。